自2023年10月份以来，中央高层多次强调要加快培育和形成“新质生产力”，整合科技创新资源，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。“新质生产力”意味着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质量，通过不断创新的技术、产品和商业模式创造新价值、新产业，为中国经济打造强劲“发动机”。

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高校是第一生产力的中坚力量。新兴技术的研发、科技成果的转化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，都需要高校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作为强有力支撑。怎样围绕高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？我们从理清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和问题出发。

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，注定要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。“高校军团”已经成为中国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生力军，它们都与本校的优势学科保持着良好的“产学研”合作关系。根据2020年一项调查显示，对实控人为高校，或前十大股东名单中现身高校、高校教育基金会以及高校相关产业的公司进行梳理，至少有83家公司属于“高校系”上市公司，包含50支A股，3支港股及30支新三板股，涉及42所高校。“高校系”上市公司的整体规模不可谓不大。

不过，中国高校虽然“近水楼台”，占据科技成果转化的先机。但是，从过往实践来看，与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比，仍然存在一定差距。

首先是发明专利转化率。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《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》显示，中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.9%，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.9%。由于科研体制和技术转移方式差异，美国高校发明专利转化率数据尚无专门机构统计，但据中国人民大学沈健等专家研究认为：“基本可以得出2000年后，美国大学专利转化率为50%左右的结论。”

其次是收入层面。根据科技部评估中心《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》数据显示：2021年，全国1478家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的总合同金额为1086.1亿元，比上一年增长31.6%；总合同项数为270527项，比上一年增长22%。而美国一些高校仅技术许可收入就超过1亿美金每年，这是校本部真金白银的实际收入。斯坦福大学财报数据显示，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，斯坦福获得847项发明技术许可收入，总计约1.14亿美元。美国杜克大学财报显示，2023年杜克大学技术许可收入达到1.025亿美元。中国高校的合同额数据不一定是当年的全部收入，可能还包括科研团队、老师的个人收入。美国高校本部收入占整个收入的15%左右，如果这么折算，美国高校的实际收入比中国高校的数据还要高很多。

原因之一是我国高校创业氛围不足。高校毕业生具备扎实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，同时也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，理论上应该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根据美国最大创业数据库Crunchbase报告数据，2022-2023年期间，融资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中，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以472人位居榜首，约占当年度斯坦福毕业生（本科至博士）总人数5089人的9.3%。据清华大学《2022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》统计，2022届毕业生（本科至博士）8003人中有5015人选择就业，但其中选择自主创业的仅有22人，占0.3%（不包括就职于创业公司的毕业生）。

原因之二是国内高校基金会规模低于国外高校，同时产业投资意愿低。截至2022年末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规模为181亿元（约20多亿美元）。与美国高校相比，规模差距较大。根据《2022NACUBO-TIAA Study ofEndowments》数据：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为494亿美元，德州大学、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都超过400亿美元，位列第二和第三。即使是规模排名在第十名的圣母大学（Universityof Notre Dame）也有167亿美元。

同时，由于投资模式相对单一，国内高校基金会缺乏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和策略，用于补助、支持学校教学发展的资金受限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。综合对比中美主要高校基金会，支出情况和投入情况也有所不同，由于中国主要高校基金会规模比较小，支出比例比较高，所以经常发生入不敷出的情况，导致基金会的“池子”越来越小。美国高校基金会不仅规模大，而且每年的创收能力也非常强大，通过多样化投资实现年化8%、9%的回报是常态。国内高校的基金很多都是投资固定收益产品，不敢投向中高风险产品。

原因之三是国内孵化器和加速器功能单一。作为成果孵化的平台，孵化器缺乏与创业者建立共生的利益关系，使得孵化器和加速器无法真正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。国内不少高校，也包括部分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都有很多孵化器和加速器，但是有一部分孵化器主要功能是“房东”的作用，有些还是“二房东”，起不到真正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和资源带入的功能。同时，入驻的企业“鱼龙混杂”，高技术含量、有发展前景的“种子”企业比例不高。美国最知名的孵化器YC，之所以非常成功，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入驻企业门槛非常高，通过严格的筛选准入机制，确保了入驻企业的高质量和高成长性。

原因之四是国内缺乏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。中国“教授创业”非常难，要找到合适的、可信任的职业经理人，难上加难。所以，很多教授不得不亲自“下海创业、喝酒掼蛋”。科技商学院着眼于培养“五懂”复合型科技产业组织人才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与此同时，高校经管类教育更加需要通过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，为职业经理人注入契约精神和市场化法治化的力量源泉。契约精神、市场法则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安排、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。

原因之五是科技成果含金量不足。由于一些科研人员在选题和研究方向上缺乏市场意识和应用导向，导致难以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。部分科技成果“似是而非”，转化价值不大，“水没烧开”，这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最重要的原因。既然“水没烧开”，那是否可以选择“继续烧”？随着“边际收益递减定律”作用的叠加，继续烧的代价会比较大。有些“半生不熟”的科研成果，就是烧不开、煮不熟、煮不烂，市场难以接受，部分成果做到最后只能选择“半途而废”。

通过对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和问题的分析，同时吸取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“领跑者”的实践经验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助力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。

第一，高校要增设创业课程，加强成果转化的培训和教育，让“企业家精神”落地生根。除了像MBA、EMBA以及高管教育培训等课程之外，还有必要在理工科专业增设经济管理类相关课程，让在校大学生提前了解创业创新、理解市场经济。团队建设、战略管理、产品设计、市场营销等创业知识，找谁融资、何时融资、资本运作等创投知识，创新、分享、冒险和专注等企业家精神，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了解这些知识，就为今后多培养一个企业家孕育下了一粒“火种”。

第二，培养职业经理人团队，建立切实赋能的孵化加速中心。过去二十多年，国内高校的经管类院系通过招募有实践经验的创业者、招收应届大学或硕士毕业生攻读MBA或创业培训课程，初步建立起了“尊重契约精神、赋予长期激励”的职业经理人制度。同时，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繁荣稳定，让这批职业经理人在“战场”上学会了“打仗”。将军是打出来的，是子弹“喂”出来的。以投资行业为例，要培养一个成熟的投资经理，没有5000万“子弹”资金是“喂”不出来的，也就是投资经理平均要交5000万“学费”，经历多个项目失败才能不断成长。职业经理人更是如此，需要在不断的“实战”中愈挫愈勇，不断接受锻炼，才能成长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。

建立高质量的孵化器加速器同样重要，不能继续当“房东”“二房东”。第一条就是严格筛选创业企业质量，不能为了租金收益盲目招引“鱼龙混杂”的项目。在企业优质基础之上，帮助入驻企业加速孵化，为它们提供公共技术平台、提供深度服务。

第三，科技成果云平台构想。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，市场主体无法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搜集待转化的科研成果。建议高校可以将科技成果“上云”，由专业团队负责科技成果云平台运营；平台运营可以采用会员制，会员包括上市公司、大企业、创投机构等；适时建立海外科技成果运营团队，将海外科技成果“上云”，为平台各类会员服务。当然，“上云”的科技成果，需要由专业的技术经纪人进行筛选评估，保证云平台上的科研成果质量。

第四，强化技术转移交流中心建设。高校的科研项目不能坐等投资机构“找上门”，应该主动开拓市场：设立专职管理团队，走出去推介项目；建立专业技术经纪队伍，遴选、评估、包装科技成果；设立种子基金，作为学校成果转化的第一个投资人；建立开放式的职业经理人队伍，为成果转化企业推荐人才；加强与创投行业合作，深度绑定头部创投机构。

第五，成立校友基金会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。吸引地方政府、大学基金会、校友企业等出资，发起设立校友会基金，建立起专业化、市场化运营机制。明确投资策略，围绕学校资源和校友资源开展成果转化项目、校友推荐项目、校友创业项目的全面投资。同时，校友基金会帮助企业找市场、找人才、找资金，双方建立利益共享机制。概而言之，通过校友基金会的设立和运营，更好地整合“科技成果、投资机构、校友资本”等各方主体力量，实现资源配置的精准高效。
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，科研成果转化成为时代必答题。尽管答好这道必答题，我们正面临重重障碍。比如，科研和产业之间存在“两张皮”问题，创新创业的“魔鬼河”“死亡谷”和“达尔文海”等困难也是如影随形。但无论如何，高校优秀的科技成果，在商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，只要能够在企业家精神孕育、职业经理人培养、科技成果云平台和校友基金会建设等诸多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，科技成果转化就有可能“穿越周期、迎头赶上”。中国高校的科技成果成为“新质生产力”中坚力量，也就水到渠成。

科技商业观察专栏第1期

张捷-《即将改变我们人生的科学技术》